民谣称“未见屯溪面，十里闻茶香，踏进茶号门，神怡忘故乡。”清末宣统年间，直隶静海人刘汝骥主政徽州时，曾进行过一次全府的民情调查，据访察：休宁县内的“职业趋重之点”，“屯溪、率口、黎阳、阳湖一市，茶之区也。朱明节届，男妇壮幼业此者数以万计，茶号藉钱庄以资助之……工匠缺乏，又召江西人以伐木烧炭矣，此时的屯溪业已成为“茶务都会”，时人有诗云：“皖南巨镇首屯溪，万户居民本富庶。商贾辐辏阕阅盛，茶客年年竟来去”。屯溪是民国时期安徽休宁县的一个集镇，位于皖南徽州之中心，同时又扼皖浙赣之结合部，地理位置极为显要。屯溪还拥有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，东由新安江到杭州，可转至上海及外洋;西走婺水经鄱阳湖而入长江，可通达沿江各埠。所以，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6县(歙县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、黟县、休宁)以及其他邻县都将商品聚散于此，屯溪遂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商埠，以致商务发展繁盛，故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民国时期，屯溪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，成为皖南地区茶叶的加工与集散中心，其茶叶市场地位“甲于皖南”，上海、香港、福州、天津等均是其重要的贸易市场。所以，作为全国绿茶的主产区及外销区，屯溪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颇具影响力，因而其生存、发展的境况对了解全国茶业概貌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屯溪茶业为例，梳理并探讨屯溪茶业在中国茶业日趋衰败的形势下，国民政府在支撑抗战情景下所推行的茶业统制及改良措施，概述屯溪茶业在“内忧”和“外患”的环境下，如何采取种种改进的办法，以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带来的发展困境并艰难地向近代转型。
一、内销与外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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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，徽州产茶，尤以祁门的红茶与屯溪绿茶最为有名。由于地处“两江交汇，三省通衢”的优越地理位置，向为皖南物资集散中心的屯溪，因为徽州六县、浙西及赣北之茶叶大多在此集散，以致商贾云集，茶号林立。其时，作为安徽三大茶区之一重镇的屯溪，不仅是安徽的茶业经济中心，而且还数度成为行政中心。就屯溪的经济而言，屯溪茶业以产制绿茶见长，故被称之为“屯绿”，英文称之为“TwaikayTea”(屯溪茶)。“屯绿”是清代徽州名茶中的后起之秀，其前身是著名的松萝茶，清嘉庆年间从中分离出珍眉、贡熙等花色，从而诞生了屯绿茶。当时徽州府所辖的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、绩溪、婺源以及太平、石台、旌德、宁国，甚至江西的乐平、德兴、玉山和浙江的昌化、开化、淳安、遂安等县所产的绿茶大多集中到屯溪加工精制，所以称为“屯绿”。屯绿茶以叶绿、汤清、香醇、味厚“四绝”而蜚声中外，故而又被誉为“绿色的金子”。据《皖南茶叶概述》记载：太平天国(1851-1864年)时期，“屯绿”茶开始外销，“俞德昌”、“俞德和”、“胡阮馨”、“金隆泰”四大茶号，各制“屯绿”茶千余箱，经澳门销售欧美。
从此，屯溪绿茶即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。一些茶号还应国外之需，制成屯绿茶“特贡”试销且得到好评，各茶号纷纷仿制经销。据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屯溪公济局征信录记载：其时屯溪茶号有136家，民国九年(1920年)是109家，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多达287家。抗战爆发后，茶号剧减，最少时仅12家。又据《安徽省重要农产品制造业调查》记载：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，经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核准登记的制茶厂(号)556家，其中，祁门281家，至德88家，休宁(包括屯溪)98家，歙县88家。未登记的有37家，其中，祁门20家，至德2家，休宁15家。但是，随着国内外茶叶市场的畅滞，至1949年，屯溪只剩10余家茶厂(号)。
民国时期，屯溪茶业销售分为两部分，即内销与外销两种。内销的茶叶供国内消费者购买和饮用，外销的茶叶供国外消费者购买和饮用，而屯溪茶业则是以外销茶叶为主。内销茶与外销茶的销售市场不同，贩卖或销售程序也有所不同。内销茶的贩卖手续简便，其经营也较为单纯，茶品由生产者交给茶客再转售于茶叶店，继而销售给消费者。
内销茶商向以歙县、绩溪为多，俗称“京庄”或“本庄”，销售地区以京、津及北方地区为主，也兼顾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。“本庄”茶以炒青、毛峰、大方、松萝、花茶为主，毛茶进庄之后，经过加工、窨花、拼配、也要做成许多花色。因此，在茶界庄店中有“生意做到老，茶品认不了”的俗语。内销“本庄”茶销售是从茶农至茶贩，再从茶贩至茶行，然后由茶行至土庄，或者由土庄直接派遣自己的水客从茶农手上收买毛茶。土庄从茶农手上收买的毛茶叫“烘青”，茶农通过“炒”、“揉”、“冷”、“焙”的方法制成。土庄还会向茶号收买茶梗、茶末、茶子、三角片等。土庄的成品茶一般以篓装运销至国内各地进行销售，其中三角片“由天津客来屯收买，或由各茶庄代办装篓运往福州，窨茉莉花，再运天津销售”。所以，茶区毛茶除有一部分经屯溪“本庄”售往福州、天津等国内市场以供国人消费外，大部分被屯溪茶号精制成洋庄箱茶出口到国外市场。
外销茶商是以婺源、休宁、歙县为主，先称“路庄”，后称“洋庄”茶。“洋庄”茶销售主要有4个环节：即从茶农到水客，再从水客到茶号，然后由茶号到茶栈，最后由茶栈至洋行，洋行将茶叶转销国外销售给消费者。茶农是皖南各茶区的茶叶生产者，每到采茶时节，茶农就要忙于采摘茶叶，再通过简单的“炒”、“揉”、“凉”、“烘”等手法将鲜叶制成毛茶。这种毛茶被称为“炒青”，专供茶号精制洋庄绿茶使用。茶贩是从事毛茶买卖的个体，茶贩在茶区各地收买“炒青”毛茶，然后贩卖给茶行。茶行是茶贩与茶号之间的居间人，茶行从众多茶贩手中收买毛茶，集中贮存后再适时卖给需要的茶号。同时，茶行要从茶贩和茶号双方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。水客是茶号中专门在茶区各地从事收买毛茶的职员，因为多善于辨识茶叶，所以当茶季到来时，茶号就会把水客分派出去在各地收买毛茶。收购的毛茶一般用布袋盛装通过肩挑、驮运、舟运等方式被运回屯溪茶号，过程颇为周折。屯溪茶号“专以收买绿毛茶加工精制为荣，其制造手续颇繁，业外人骤视之，几乎瞠目不明”。不过，其手续大致可概括为：“烚”以干燥光洁，“筛”以分大小，“冶”以分优劣，“扇”以分轻重，“着色”以美观，“砻”以碎之，“配”以花色，再经过烚炒、风扇、分筛、簸选、拣剔等工序后，就做成了“屯绿”的各类花色品种。精制后的成品茶再装运成箱，一般选择新安江水运至杭州，然后乘火车由沪杭铁路运至上海，全程需要6天左右。
屯溪大部分茶号在销售时，均不得直接与洋行交易，而是将精制茶叶贩运给上海茶栈，因为屯溪茶号大部分资本较小，茶季开工前，茶号需要通过上海茶栈贷款或投资以获得资金支持，继而租赁厂房，雇佣工人，购买设备，精制茶叶运输商品等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垫款关系。
上海茶栈中有许多徽帮茶栈，专门经营皖省等处所产茶叶，为方便与屯溪茶号联系和交易，有的还会在屯溪设立联号。这些茶栈联号或分号，皆听从上海茶栈的指挥。如1933年，驻设屯溪的茶栈就有8家，它们分别是“洪源永”、“慎源”、“忠信昌”、“永兴隆”、“源丰顺”、“公升永”、“永盛昌”、“仁德永”，每年总计对屯溪茶号垫款达200万元以上。所以，这些由茶栈垫款的茶号，当年所制的茶叶必须经上海茶栈才能与洋行交易。于是，上海茶栈从中获得了作为媒介的佣金，垫款产生的利息以及卖茶于洋行所得的利润。另外，洋行在检验过茶叶并与茶栈议定好价格，签字交易后，即可将屯绿茶销往欧、美、非各国市场。由此可见，屯溪茶号虽以精制洋庄箱茶为荣，但其交易和利润所得均受茶栈支配，其开盘定价都不能自主，由于受洋行操控，所以是处于被剥削的位置。而上海是屯绿箱茶在国内的终极市场，亦是最大的贸易市场，所以在抗日战争以后，沪杭等土地相继沦陷，以致运输路线发生阻梗，从而影响了屯溪茶的出口销售。
20世纪30年代，民国政府积极推进公路建设，使杭徽路、芜屯路等多条公路先后完成。屯溪茶商遂改陆路运输，不仅方便而快捷，运输时间大约可以缩短一半。但是，依旧有茶商选择水运的方式，因为“屯溪茶出产旺盛，每有茶多车少之感，或以水运费较低，故仍由水路运至杭州者”再转运至沪。1937年以后，屯绿箱茶改变运输路线，“概由新安江顺流运经浙江兰绍、经丽水而达永嘉，复由永嘉转轮出口，运抵香港”，再由香港出口至国外，以致香港成为了抗战时期屯绿箱茶外销的重要贸易市场。1941年香港沦陷，屯溪茶叶外销受到严重阻滞。自此，屯溪茶市遂呈现出冷落之景象，屯溪茶业经济亦陷入困境。
二、“内忧”与“外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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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，受国际、国内经济危机的冲击，中国茶业出现了衰败明显的形势。屯溪茶业处在“外患”“内忧”并存的困境中，亦遭遇着重大的挫折及衰败的危险，缘由是屯溪茶业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，其发展状况深受国际茶叶市场的影响。所以，当海外市场萧条或者遭到他国茶叶的激烈竞争时，屯溪茶业的状况就会一落千丈甚至是难逃衰败的下场。从茶业销售的运行来看，屯溪茶业由茶行、茶号、茶栈、茶庄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行业链，而当时整个茶业经济重心，几乎全部操纵在茶栈及洋行手中，由茶栈贷款内地茶号，再由茶号控制茶贩茶农，以致构成了一个层层节制，重重剥削的市场机构。而屯溪绿茶在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主要由江西迳运广州销售。这一时期，茶商可以自主定价，因而能求得较高利润。但是，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，“屯绿”茶销售口岸转到上海后，则必须通过茶栈转售给外商开办的洋行，这一转手，茶栈占利10%，再加上折扣、消耗和利息等等，基本费用就要占整批茶价的20%以上。
由此，屯溪茶号在生产、交易上极易受到上海茶栈、洋行的操纵与剥削，以致其利益受损严重。此外，历来茶商均无对外贸易机构，其交易几由洋商一手操纵，而在上海进出口贸易的中外行商共有八百多家，其中“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外商，华商不到百分之二十”，况且，华商亦有常因资本薄弱，欠缺组织等弊端，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地位，就是在国内商埠，也不是外商的对手，结果就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被动性。所以，一旦洋商停止茶叶交易，“中国茶业立将蒙受致命打击，或竟因之陷于停顿”。因此，在传统的茶产业链中，往往容易形成洋行压制茶商，茶栈从中分肥，并且会出现茶商拖欠茶农毛茶收购款的局面，从而制约茶业的发展，屯溪茶业亦不例外。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以后，屯溪箱茶出口量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，且在1931年降到最低。个中缘由，自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无关系。其次，由于前苏联在西伯利亚种植茶叶成功，印度锡兰、日本以及台湾等地区也随之加入到全球的茶业竞争中，而屯溪茶业与华茶一样，在国际市场上不断遭受到打击与排挤。以茶叶输出量而言，民国时期的中国茶是渐呈下降趋势的，而荷印、英吉利则是不断上升的，即使是在茶叶输出总量上，中国也远远低于印度锡兰及荷印，只能是居于第三位。可见，国际上的茶业竞争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构成了挑战，同时，也严重威胁到屯溪茶业的生存。所以，在民国二十年(1931年)以后，屯溪茶叶销售无复过去的销售盛况。每年输出仅8万箱上下，且从未超过10万箱，尤其是二、三十年代时，当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，影响着中国茶业的出口贸易时，这无疑就是屯溪茶业的严重“外患”。
屯溪茶业亦有“内忧”。“内忧”是来自传统的制茶方式。屯溪制茶主要采用手工制茶方式，工艺复杂，速度很慢，加之茶叶采摘失时，制法简陋，因此常有掺杂作伪的弊端，以致使茶叶对外贸易缺乏可靠的质量保证。另外，屯溪对外的交通主要依赖新安江的水运，然新安江水浅滩多，轮船无法驶进，只得凭借民船，加之其运输时间较久，也不利于茶叶的及时售出。
屯溪地处皖南，而皖南茶区亦是历代茶税最重的地区之一。苛税杂捐不仅严重地抑制了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，也使屯溪茶业的经营举步维艰。民国初年，屯溪设有皖南茶税总局，税收改归皖省派员按引征收，每引百斤征税两元，是为安徽省当局经收之茶税。此外，尚有海关征税每引库平银一两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屯溪商民所负担的各种赋税，约占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，在当时的休宁县是赋税最重的。又据范和钧1937年的《屯溪茶业调查》载：屯溪茶税原税额为2.25元/百斤，1934年每箱只收2角，因为是年由茶商吴俊德包税，出箱增多，实际分配，每箱费用大减。自1935年起，税收改由财政厅派员直接征收，另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起，将原先的“引税”改称为营业税，但是，尚需额捐牌照费1元。皖南取消引制后，当地慈善团体、行政机关以及学校等之经费，仍赖仰给于茶捐，其税种可谓名目繁多，苛索额外。各县茶捐中最普遍者有防务捐、保安队捐、清乡善后捐、保商捐、教育捐、公会捐、慈善捐、商会捐等等，作为产茶重镇，屯溪特捐税费捐自亦不在少数。
1937年,《国际贸易导报》、《屯溪茶业调查》一文记载：屯溪巡查队特捐由阳湖、上下黎阳、栗树、柏树各茶号每家月捐组成，分别为10元、16元、12元，每年均征三个月。打印费系由屯溪至杭州经过查验卡所缴税，分计为：街口二处1.6元，朱家村0.8元，牛坑0.2元，黄公潭0.4元，浙省淳安0.2元。进入民国以后，屯溪茶税(营业税)虽较清朝时期有较大幅度降低，但所征特捐却是数目庞杂，数量较多，茶业从事者负担较前更重。
如果及于整个皖南茶区，所征茶捐更是至为复杂，而且是征收机构既不统一，各县捐率亦截然不同，以致每担税捐之确切数额，无从统计。总而言之，每担茶捐约共合大洋二元左右。所以，“内忧”与“外患”的屯溪茶业可谓是困境重重。
来源 《徽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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